待人之道

《论语.里仁》中有云：

子曰：“参乎，吾道一以贯之。”曾子曰：“唯。”子出，门人问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曾子曰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

孔子谈“仁”，却从未给出一个正面的解释。不同人问仁，夫子所答也不同。而至于如何贯彻仁道，曾子倒是出乎意料的给了个肯定的答案：忠恕而已矣。如果按照哲学的角度来讲，仁是世界观，忠恕就是方法论了。虽然得知了方法论对了解世界观无多大作用，但也值得注意，以作参考。忠、恕二字，作为孔子行仁最基本可行的两条途径，解释也是无一确定的。而我对于其理解，大多偏向于台湾《国学基本教材》中所注，而同此两字的现代含义稍有偏差，即忠为尽心尽力，恕为推己及人。

之所以如此理解，理由有两点：首先，夫子行仁之道，体现莫过于待人接物，而此处忠恕二字，按照《国学》中所注，忠为行事之方针，恕为待人之道。其次，《论语》中其余讲孔子待人之道的，有《颜渊》中著名的一句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而所阐述之思想，同恕一词恰好吻合。

其实恕的思想，即便放于今日都是极高的思想境界了，更不须言两千余年前。今人所谓其反思，如周礼之自相矛盾等，于我看来，都是后世所见，以当代之心，揣摩古仁人之境界，最恰当形容私以为是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”。待人之道之概说，仅此八字足矣，但仅以此八字解释待人之各方面，则可谓根本未理解夫子思想之皮毛，或是成见颇深而蒙蔽判断之心思。如以上所提之自相矛盾之说，亦或封建思想之说，若不是别有用心，便是犯了上述的错误。

待人之道的八字，从自身意义来讲，确实尚存局限，而难免陷入两难之境地。私以为，形成其两难局面之原因，大约集中于理解上，之前之理解，莫过集中于“不欲”与“施”二字上，而缺少全民为之的前提。但考据夫子所处之时代，可发现行文时，“人”、“民”二字所用，大有不同。“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。”便是一典型例子。所谓人，于当时大约可指士大夫阶层，可谓受到良好教育者，而此句于“人”之间流传，并无任何不妥或不适。若仍难以理解，便可参考如今“人民”同“公民”的区别，虽有差别，但为理解之便，还可供一参考的。

《史记》云：“定公十四年年乙巳，孔子年五十六，摄行相事，七日而诛少正卯，与闻国政。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；子产诛邓析，而郑国之奸禁。”依此可见，勿施于人一说，并不适用于所有，而硬以此非普遍性反来指责夫子者，可谓堪忧。

然待人之道如何？此处便再引一句《宪问》中的：

或曰“以德报怨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何以报德？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”关于夫子所谓的“以直报怨”的理解，切须注意勿将直同怨二字混为一谈，而最标准的理解，便是介于怨同德之间的，即位于道德制高点上的沉默，这样看来，就有点中庸的意思了。而若冤冤相报之，如子路“人善我，我亦善人；人不善我，我亦不善之”之情况，夫子也早有论断：“由之言，蛮貊之言也。”

管仲早有云：“善人者，人亦善之。”此便是一先决条件，夫子倡导的待人之道，无非是让人做善人者，而至于若人不善我，“则引之进退而已耳。”如若不成，再者以直报之。

以上便浅谈了一些论语里所讲的待人之道，只因最近颇不平静，所见之事愈加荒唐，只能以此稍加平复，可谓自我修养尚缺。诸人穷毕生之所望，以求能达先贤之境界万分之一，而始于足下者，则由推己而起。而若完事完备，从心所欲，难免夫子可云：“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

2012.3.26于武汉